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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说透四川五千年的历史(下)
 www.bznews.org 巴中传媒网 2018-06-10 来源:众号“大家”  【打印】【关闭
 

黄桷树



《栈云峡雨日记》书影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冉云飞

  十、四川抗击蒙古

在蒙古入侵四川之前,四川虽然也有少量的战乱,但其毁灭程度远不能跟蒙古的侵凌掠杀相比。如果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宝敦文化遗址、三星堆、金沙来看,在13世纪以前,四川少说也有近四千年的发展史。

在近四千年的发展中,巴蜀民众创造了不少优秀的文化,都江堰、蜀锦、雕版印刷、蜀石经、唐宋佛寺壁画、交子等,还贡献了扬雄、司马相如、李白、三苏等高质量的文化人。不夸张地说,宋朝是四川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顶峰,其在全国的地位非常显赫。被蒙古侵凌后,即便是八百年后的今天,四川远没有达到它当时在全国的辉煌地位。

蒙古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12、13世纪横扫整个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1228年至1279年,四川在南宋军民的支持下抵抗蒙古达51年之久,这在蒙古的侵略战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蒙古灭金耗时22年,用21年的时间灭西夏,至于征服其他欧亚国家都没有超过20年的。可以说,没有四川军民扼住长江上游,阻挡蒙古军队长躯直入——四川还向国库提供了占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赋,此点和七百年后的抗日战争相似——南宋的倾覆将会快速得多。蒙古统治者纠缠于长江上游巴蜀地区的战略失误,灭绝人性的大量烧杀掳掠所激起的惊人反抗,以及南宋理宗前期正确的应对方略,是蒙古与南宋之战陷入泥淖的原因。

四川对蒙古的长期反抗,使得蒙古统治者终于在谋臣的劝戒下,放弃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杀掠。蒙古平定江南、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时屠城较少,就是四川民众长期坚韧不屈的反抗带给他们的教训,使他们有所收敛,这从客观上保全了中国南方许多富庶的文明之地,为中国文明在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下得以保存了不坠之血脉。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259年蒙军统帅蒙哥汗病死于重庆的消息,传到正准备在大马士革与埃及军队决一死战的旭烈兀军中,他意识到其兄之死必然会带来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于是保存实力,抽走精锐之师,为自己在中亚一带称帝建国做准备,由此使得埃及文明免于蒙古铁骑的蹂躏。

由于长期的战乱,使得四川许多阀阅望族、文化世家迁居东南一带,与快速发展的江南经济同步,在元、明、清三朝创造了其他任何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宋朝四川状元多达13位、进士880名——杨慎对四川的衰落痛心疾首:“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靡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杨升庵遗集》)四川的隳败于斯可见一斑。

  十一、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四川遭遇蒙古的烧杀掠夺,但浩劫并未有结束,到明末清初又来了一场明军、清军、流寇长达51年(1630—1681)的拉锯战式的蹂躏。神仙打战,凡人遭殃,是小民百姓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何况有张献忠这样丧心病狂的屠城者,四川的惨状不难想见。成都这样在宋代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清初竟是人烟荒芜之地,连老虎也大摇大摆地从青羊宫到浣花溪喝水,十室九空都不形容其所遭受破坏于万一。

同是异族入侵,清朝统治者比元朝统治者更有长久发展的眼光,元朝没有对四川作出相应的恢复性贡献,而清朝则大规模鼓励人口密集和紧邻四川的省份的民众前往四川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四川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七次: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充实巴蜀,以便控制巴蜀;东汉末到西晋,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导因于战乱;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亦因战乱;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为战乱;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减,土地荒芜,大批长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迁入;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1949年后,为加强战备及三线建设,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迁入。这七次入川的移民潮,对四川影响最大的就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此次入川移民的主动性和冒险精神是其他几次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次不是政府强迫的无奈和战乱的被动。

这一次移民潮中,有一批数量并不多的移民对四川影响至巨,这批人便是有“移民之子”之称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人中至今最能保持自己语言及习俗的一支,他们热爱和平,对付战争和迫害的方式就是迁徙。由于迁徙甚多,所以他们迁徙的习俗迥异于他人。如带着死去亲人的尸骨第二次埋葬,带着榕树苗(四川称为黄桷树),在哪里定居便把树裁在哪里,表明自己客家人的身份。

晚清时期,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里多次记载他从万县到成都的路途中,见到聚黄桷树而居的情形,一问便是客家人。与此同时,王氏提及蓬溪一带的民众以红苕为主要食物,“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的作物种植相符。四川的红苕种植,查家谱、方志系客家人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后来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裁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清末四川人口跃居全国首位打下了基础。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与贮藏、川菜菜系、酿酒、气候、森林、水量及航运诸方面的影响,像扇动翅膀的蝴蝶一样起着一系列不可估量的链锁反应。

  十二、房屋上的四川

著名诗人里尔克曾在其名诗《秋日》里说: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这是表达他孤独的心灵漂泊无依的深切感受。心灵无着,即便有华屋大厦也无所归依。但人终究是现实的,没有房屋,却必须建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

由岩居穴处到自建居室,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但由于地形、气候、材质、风俗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房屋建筑还是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四川民居的变化,我们也不难看出历史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建筑与地域的关系甚大,这不仅可以从风水、地理来解释,更可以从气候、历史渊源乃至建筑材料来探究。一个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藏羌等地的雕楼,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宗教、社会治安、军事用途,以及建筑材料等有深刻的关联。“有机建筑”大师赖特说得好:“建筑与环境不可分离,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目前四川民居中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是成都十二桥出土的山形干栏式建筑,而前几年发现的金沙遗址之建筑正属于十二桥文化代。金沙遗址的居住区,发掘了大量房屋废弃后残留的基槽,基槽里有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学家推测其房屋建设的步骤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圆木为木骨,然后于木骨上抹灰拌泥,再经烘烤成红土墙,便初步形成了金沙遗址房屋的大致框架。这种“木(或者竹)骨泥墙”形式,于屋顶覆草,便成了四川最古老的民居之一。

在杜甫入蜀时还能见到,“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杜甫虽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见,但拿来形容原始的吊脚楼的形制也是恰切的。说吊脚楼与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有点关系,绝非无由,而且考古界也将吊脚楼称为“干栏建筑”。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作为当地建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川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一直不是正统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房屋的建造,不遵守祖制,敢于打破等级制度等繁琐规矩。比如大画家石鲁的叔叔冯子舟在清朝,于仁寿文宫镇建造的房子,就敢亵渎所谓神圣的中轴线,将小姐的绣楼建造其上,公然违反那种将祭祀用的香火建造在中轴线上的传统做法。

这样的做法,如果只是冯老人家一时心血来潮,是单个造反者的个案也就罢了。但据著名建筑史专家刘致平先生于抗战时期对四川民居的研究所得,不遵祖制,逆经叛道,在四川民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成都犀浦的陈府,“一切设置全是逾制”,“说明宅主人是个很不守清代法制的人”;成都南府街周道台宅,家人之出入由廊金柱间的侧门出入,这是成都住宅的特产,名为抱厅;成都棉花街卓宅,比一般住宅高大,有廊庙森严的感觉,“近宗祠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刘致平著,王其明增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城市、住宅、园林(附:四川住宅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举了众多事例后,刘致平先生对四川民居来了个总结性的陈词:“僭纵逾制”。这是个大胆的结论,使我们发现四川文化里的不遵奉儒家正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十三、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

王闿运一生自负,但场屋蹭蹬,中举而止,不曾宦仕。而彼时湖南出将入相,大有名于时之人可谓夥矣,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等,可谓指不胜屈。而王闿运只有作西席幕宾的命,其显要之职顶多也就是执掌长沙城南书院、船山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其中尤以尊经书院所教学生最有造诣,流风所及,对四川近现代文化影响甚巨。

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八年,的确培植了不少人才,从廖平、宋育仁、杨锐、吴之英等开始,再传弟子有吴虞、张森楷、蒙文通、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魏时珍、王光祁、李璜、巴金等人,你只要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得出,若把王氏在尊经书院的影响,研究出一个大致的规模来,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就可以犁然自现了。

王闿运常常有些怪异之举以及怪诞的议论,也好围绕帝王之术作激进之语,虽然他与弟子廖平甚不相得,互相误读,各自都瞧不起,但不能说廖平“一生凡六变”与他没有精神传承上的瓜葛。

廖平远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近则传递了激进气息,与时代合起来,影响了“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再则郭沫若、巴金文学之路里的反叛色彩,也可以从这些方面见出结草蛇灰线。这当然也切合二十世纪初期的激进话语,在公共言说中的兴起得势。

王闿运的《缃绮楼日记》出版了很多年,但研究近现代巴蜀文化的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大多喜欢玄不着边的东西,或者拾人牙惠。我一直想写一本《一个湖南人在四川》(此前曾撰《王闿运的蜀道观察》和《王闿运的四川食物》两长文来作尝试)细致地研究他在四川的一切,以及由此给巴蜀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十四、外国探险者及传教士入巴蜀

旅行是文化交流方式中最为直接的,但前现代社会限于交通不便,加之蜀道难,使得进入四川的不易更倍于寻常之地。自十五世纪大航海后,即便交通依旧不如今天便捷,但人类的流动远非此前可比,而其中流动最为频密的,无过于商人、探险家、传教士三类人。但前者被记录下来的甚少,而后两者却有很多文献可资引证,故热爱旅行的人们,没有不注意这些中外先贤们的脚踪的。

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对成都的记载,可以探知,或许他到过成都,但缺乏其他旁证,未有定论。而后来入蜀者代不乏人,自然不能完全罗列。就我所知有1876年从北京入蜀的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因为他撰写有《栈云峡雨日记》,接着1883年有英人立德开着第一艘机动船溯三峡而抵重庆,写了一部《扁舟过三峡》,更为让人记忆深刻的是1898年女旅行家伊莉莎白·伯德溯长江而上进入巴蜀,乃至抵达藏区而作《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以致后来者就繁多不及备载。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所搞的“大旅行记录”,亦即日本沪友会所编《上海大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自然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准备,其中还去过我非常偏僻的家乡——渝东南的酉阳。

商人逐利而远徙,探险家满足好奇心而长征,至于传教士,那自然是为信仰而不顾舟车劳顿、风餐露宿,甚至兽击人袭。法人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记载了利类思、安文思在1641年入川传教并遭遇张献忠屠蜀的经历。此后接踵而至不少传教士,其中尤以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日升在成都传教,撰写并留下了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中文圣经《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四福音合编》,对后来的马士曼与马礼逊译本都有不小的影响。

传教士对巴蜀地区现代化的贡献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传教士钟秀芝1900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蜀地方言》(今有新版,厚达803页)与传教士、四川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启尔德于1917年出版的四川话教材(新版名《英格里希绝配百年四川话》),为巴蜀地区的民众留下了先人们活生生的口语与可资传承的文化。

  十五、抗日战争中的四川

1911年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四川真正对近现代中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还是它以其物产之丰饶、人民之众多,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基地,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国家承平之日,四川不显山不露水;国家板荡之时,四川的作用是其他省份所不可替代的。

民国先天不足,加上各种外忧内患,使得蒋介石在1949年退据台湾之前,从来没有完成过中国的统一,这就使得四川军阀从1918年至1935年的470场混战持续了17年之久,横征暴敛,有的地方提前预支了几十年的苛捐杂税,给四川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就是如此菲薄的底子,四川在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给予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以巨大的支持。不特接纳了大量的流亡人口、高校教职员及学生、工厂工人、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大量文化人,还解决了他们吃、穿、行、住之需,而且负担了整个战时国家所需税收的三分之一。

虽然四川人遭遇了战争之痛、生存危机,但外来人并没有感到过四川人如《诗经·小雅·黄鸟》篇所体现出的排外情绪,而是洋溢着一种共同度过难关的袍泽情怀。

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对整个抗战军队的支持,是其他省份难以望其项背的。抗战中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共号召学生青年十五万人,四川青年占四万人,其中安县曲山镇人王者成送自己儿子王建堂“死字旗”勉其保家卫国,尤其感人。1939年由征收田赋改为征收粮食,以备抗战,有农民说宁愿吃“观音土”也要先交抗战粮。

据统计,1941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828.6市石(每市石280斤),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而小麦则占总量的31.63%。从1940至1944年的捐金献钱运动,四川民众共捐献了7亿,用于前方购买飞机、坦克、武器,翻看旧报纸就可以看到乞丐捐金图,你就会知道这个国家为何不会消亡。为完成抗战所需的特种工程,四川服工役的民众达300万以上;而参加抗战的川人达350万人,战死64万多人。以上各种数据均为全国之冠,可见四川在民族危亡时的特殊贡献。

为纪念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国民政府1946年10月31日在重庆颁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后被毁,改名为解放碑。成都立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文革”中毁掉,1989年抗战胜利四十四周年纪念日重立于成都二环路万年场。

  十六、难以描述的那些年

1959年至1961的三年灾害,给历史奠定了悲惨的基调。从现在的历史记载和气候科学研究来看——350个气象站、120个水文点资料可证明三年气候基本正常——但,连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都死亡枕藉。农业合作化高潮下的人民公社,敞开肚子吃到没有吃的公共食堂,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的肆虐,都是危害甚巨。而且,即使在那三年间,四川粮食仍然不断地上调中央或者救济外省。

一般说来,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但四川饥荒的时间特别长,从1958年冬天至1962年冬天才结束。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廖伯康公开撰写《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事件”回眸》(载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到时任宣传部长明朗的回忆、学者曹树基和杨继绳的研究、1962年《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的调查,都有具体数字记录——这数字准确与否,我不敢打包票,但我认为廖伯康没有造假的动机和必要。

后来,“文革”期间,四川发生武斗范围非常之广,不特大城市、小城市,甚至连乡村也发生过,如何希明主编的《盐亭文革史料集》等书均有记载。重庆是个移民城市,各阶层矛盾大,且由于性格火爆使得武斗特别惨烈。至今死伤有多少,早已无法统计。但重庆沙坪坝区保存了全国最为完整的一座重庆公墓,此墓在2009年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这座公墓,就埋葬着与那些斗争相关的死者404人。

2001年8月开始,四川电视台曾播出百集文献片《百年巴蜀》,在第五十四集《“文革”浩劫》有一条备忘文字:“十年间,四川人口由1966年的7368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579万人,净增2211万人。”显然没有那些历史因素,这个增长人数会更多。

  十七、敢于“吃螃蟹”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四川和安徽在全国率先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主要的试点是广汉金鱼公社,当年全公社的粮食即比上年迅猛增长22.5%,达亩产250公斤。1980年8月,四川全省57万个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65.5%,全省总产粮食达3436万吨,比1976年增长26%,这都是激活民众自我奋斗、热爱生活能力所致。

四川的步伐远不只此。在民众几十年不知广告为何物后,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当时全国第一则商业广告,这则广告来自都江堰宁江机床厂,这便是激活城市企业革新之开始。至1995年止,全省工业企业达69万家。1980年7月成都蜀都公司发行了1949年后中国第一张股票,至1986年底,为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到国家股980万元,法人股1421万元。迨进行金融改革,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又成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后虽因诸种原因发展不顺,但其敢于试验的精神和勇气可嘉。

1997年重庆从四川划分出去,成为中央直辖市,巴蜀的分分合合开启了另外一页,但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讲,二者实则永远无法分开。

  十八、巴蜀两大事

1878年12月1日,著名湖南学者、诗人王闿运正行进在三峡间。他一面观看景色,一面对读郦道元的《水经注》,他觉得郦氏“百七十里不见天日”,根本不符事实,峡不见峻,石粗疏而不生草木,说什么不见曦月,都是“北人语耳”。古往今来,赞美三峡者可谓车载斗量,独王氏能唱点反调,也算难得。但三峡毕竟是世界上难得的美景,太白之“轻舟已过万重山”,老杜的“江间波浪兼天涌”,虽是诗歌,却也有写实的功用。但这一切雄奇壮阔的美景已不复存在,“如此佳况,忽落梦境矣”。

从1919孙中山发表《建国方略》起,历来不乏主张在三峡修筑大坝以资发电的人,但也不乏反对者。1992年,中国还是通过了在三峡大坝修建水电站的议案。2006年三峡大坝主体工程完工。这项工程,从经济效益角度,从环境角度,以及从民生角度,对当地到底有何更深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5月12日,八级大地震突袭四川,不仅中国大部分地区有震感,甚至波及到东南亚。和较快的救援相比,人们还关心公共建筑物如学校、医院何以不坚固,而导致学生死难。与此同时,人们也特别关心震后民间社会如何更多参与灾区的民众自救和基层的公民建设,许多志愿者和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努力,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希望。更值得庆幸的是,灾区附近的一些著名风景大多安好无恙,可供大家在灾难中体会大自然的双重面貌。如果你有心,多久想去灾区走走看看,观察一下民众的生活和不懈的努力,都不为晚。(摘自微信公众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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